学科的基本要素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七艺”，直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才使学科具备了现代大学学科的部分功能。随着知识的演进和制度的变迁，学科在不断成长，一流学科便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历史跨越中成长起来的，一流学科的建设全面开启了学科内涵建设新征程。2021年3月三部委印发的《“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不仅明确了一流学科建设成效的评价方法，也再一次引发了对一流学科成长的关注。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从不同视角和领域挖掘一流学科的成长逻辑和机理，对提升一流学科建设内涵和成效尤为重要。
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
学科既是一种知识分类体系，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是学科从知识演化和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成长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动态过程。一方面通过知识演化内化于“心”促使学科成长，重点关注知识积累与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构建外化于“形”助力学科成长，重点关注学科规训制度。
（一）知识演化透视一流学科的成长
学科，即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学科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因此知识的演化不仅影响学科的成长，还能透视出学科的成长轨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知识是人类对学科认知的缘起，也是学科成长的逻辑起点。知识的演化是有序且无限累积的，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它以学科为载体，在知识动态调整和互动衔接的过程中促使学科朝着“育人心灵的一切方向充分涌流”。海因茨•黑克豪森（Heinz Heckhausen）认为，学科通过对相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来达到知识的新旧更替，实现从普遍知识发展到高深知识然后合并到综合知识最后跃升为“一体化”知识，强调知识之间的联系及整体属性，而作为知识载体的学科必然经历知识演化的洗礼与积淀，在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创新中突破前沿技术而生长成为一流学科。
2. 知识在传承创新与优势积累的过程中无限延伸与拓展，形成了“知识迁徙”而不断地出现交叉与分化的发展趋势。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学科成长为“一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一次演化和变迁，都是在不断提升知识有序累积、创新知识以及有效应用的能力。知识的累积与融合催生了学科的新领域，推动学科新增长点的诞生，从而实现学科的成长与创新突破。
3. 知识产生于人类生产实践的需要，由最初经验积累上升为知识，随着知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体系化，基于知识的学科生产方式由纯粹的“真理”追求逐渐寻求“真理”和“应用”的互动，形成“巴斯德象限”现象。知识的价值取向越来越从“求真”向“求用”转变，也说明源于实践的知识，最终也将走向社会，即知识越来越以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使始终穿着知识分类外衣的学科，在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影响下，朝着各学科的发展方向开启各具特色的“一流”成长之路。
（二）制度变迁审视一流学科的成长
一流学科的成长仅依靠知识演化和知识互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科本身就有制度的含义，并且学科的成长最终也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嵌入教育系统之中，因此，“学科的成长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从非正式制度过渡到正式制度再到制度优化，制度的变迁贯穿一流学科“一生”的成长，学科要成长为一流，就需要有一流的制度来“保驾护航”。
学科制度的建设是在学科内在规训和外部社会条件形塑下共同实现的，这一过程同时包含着学科内外双重维度的制度化路径，因此在学科制度的建设中要尽可能发挥学科规训的功能。具体来讲，对于通过演化方式产生的内在制度，知识积累是学科制度内涵建设的内驱力，学科规训起到强化这种内驱力的作用，审视着学科的成长；而对于理性设计的外在制度，强调学科的行政建制和机构，并围绕学科规训形成物质保障，进而促进学科内在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随着学科规训内容的延伸拓展，通过学科建制和学科文化不断将学科规训渗透到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中，持续优化理论体系、价值标准等内在制度建设；同时，学科规训通过高等学校、学会等学科机构控制着各种资源和权力，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和社会资源等外在制度建设，在学科规训制度的影响下，学科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有机结合并不断发展进而将学科推向世界一流。
世界一流学科成长的双重逻辑
无论是在知识演化还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一流学科都会依据成长的规律和规则形成相应的发展逻辑。逻辑是形塑一流学科成长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力量，只有对逻辑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才能推动学科成长。逻辑的发展遵从“历史从哪里开始，起点就从哪里开始”的规约，由此，学科成长的逻辑起点即“学科产生的源头和初心”。当学科的逻辑起点被确定以后，就可以透过不同视角对学科成长的逻辑进行推演，其中学科范式转换和规训方式转变便是分别从生态学和制度学视角分析一流学科成长的双重逻辑。
（一）学科逻辑起点：一流学科成长的根基
学科逻辑起点是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根基。学科逻辑起点源于高深知识，高深知识既包括知识的创新性也包括知识的社会性，并随着知识创新和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断演进。其中，知识的创新引发学科的范式转换，知识的社会性引导学科的规训方式转变。具体来讲，一方面，学科本质上是由某领域的认识所构成的“知识逻辑体系”，它的发展遵循着知识演化的规律，从笼统的综合化到门类的分化与独立，再到交叉与融合，每一次知识内容及形式的更替都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在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有些知识是呈累积渐进性的，有些知识是呈突破性的，作为知识阶段性产物的学科正是在知识不断创新与突破中“生成”一流学科；另一方面，因知识系统具有社会性，知识与权力的逐渐结合改变学科规训的方式，进而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社会发展中“建成”一流学科。
无论是“生成”还是“建成”一流学科，在成长的过程中均出现了内涵与特征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学科逻辑起点具有多样性与发展性。具体来讲，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的多样性蕴藏着理论生发的无限可能，并形成各自独特的研究范式；而不同学科逻辑起点的发展性蕴含着动态成长的潜力，影响着不同学科发展的水平和方向。随着学科理论知识体系的逐渐成熟，实现着与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同频共振”，保证了学科持续稳定的延续拓展和超越。一流学科正是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成熟、研究范式适切和制度优化的典型代表。
（二）生态学逻辑：从依生范式到新生态范式的转换
学科逻辑起点的回溯一定程度上不仅探明了学科成长的内在动力及特征属性，也说明了学科知识累积和创新的过程是充满生命能量的，因此，从生态学视角出发便于我们洞察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成长的推演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学者阿什比（Eric Ashby）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引入生态学理论。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长亦具有独特的生态规律，其演进动力来源于学科携带“遗传”信息的不断更新及与环境之间的关联程度。学科在与环境不断的互动中形成了高等教育学科的生态系统，并且随着生态系统的进化，学科生态系统由大学诞生之初的知识生态子系统，转变为包括知识生态子系统和组织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混合生态系统，在转变的过程中，学科的成长逻辑也发生明显变化。
从生态学视角来看，学科在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生态子系统和组织生态子系统呈螺旋状耦合生长，并促成学科生态系统与环境有序演化，以实现知识和组织两个生态子系统的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阿什比所说的“任何类型的组织发展都和遗传与环境有关”。通常情况下，学科生态系统的转变都与学科范式转换有密切关系，因此，学科成长为学科等级链的顶端——一流学科，其学科范式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依赖优势学科及环境的依存、依从的依生范式进化到新生态范式。新生态范式强调环境因素对学科生长的双向影响，认为在学科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不仅仅是顺从与制约，更重要的是与环境持续渗透和融合，学科的“遗传”信息量和组织功能通过不断吸收和输出能量与信息实现层级递进；在发展方式上更强调内涵发展，注重一流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共生关系与带动作用；在资源配置上实现动态平衡，打破人为设置的资源壁垒。
（三）制度学逻辑：从规范到规训的制度变迁
学科是知识分类的产物，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社会的需求有可能突破这个分类，因此，学科的发展需要制度来保障。制度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几乎同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制度由最初规范个体行为到现在触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规训社会行为的准则和依据，遵循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社会的博弈规则”。
对于学科制度来讲，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认为任何学科都是一种社会的规范，直到20世纪中期，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学科规训”首次呈现于他所著的《学科•知识•权力》一书中，强调了学科规训的两个方面——知识和权力，一方面，学科知识与社会权力、利益体制不断达成“共谋”，使学科最初的知识和权力的双重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学科规训作为知识和权力的统一体进而被持续赋予新的表征形式，对学科规训最初的书写、考试和评分等规训方式进行了变革与突破，不仅将其运用到不同的实践场所，还拓展了规训内容，满足了教育实践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教学规训培养学科新人和学术规训创新知识生产方式，致使学科规训制度得以不断完善，一旦某个学科因拥有功能强大的规训制度安排而获得某种“层次”身份时，该学科便会成长为一流学科。
从规范到规训是一流学科成长历程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其中以规训方式的变革为主线贯穿一流学科的演化过程。接下来，学科规训制度的发展趋势就是不断优化现有的规训方式，进而形成支撑世界一流学科发展的“一流”制度。
世界一流学科成长逻辑的机理溯源
一流学科的成长源于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协同推进。以生态学和制度学为分析视角，探索学科成长的内生动力——生态进化和外生动力——制度优化互促互融的关键要素和运行原理，追溯分析一流学科的成长机理。
（一）生态进化：一流学科成长的原生动力
1. 学科生态系统平衡与失衡的博弈。学科的多样性与发展性使学科生态始终处于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动态系统之中，其中平衡与失衡是在新生态范式下学科成长的进化方式。学科从知识群落到学科群，从“一般”到“一流”的演化过程始终与自身遗传信息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是一个平衡与失衡博弈的复杂进化历程。一方面，学科生态系统平衡中有失衡。学科生态系统通过一定的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达到一种协调统一的状态，但这种平衡是动态平衡，当出现知识创新或环境变化时，学科生态系统就会以优胜劣汰和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打破平衡。另一方面，学科生态系统失衡促平衡。为使学科生态系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赫希曼的相互传递理论和弗农的梯度转移论都直接提出了失衡是学科发展的最优策略，只有使部分学科先“进化”为“一流”，才能对其他学科产生“渗透效应”，进而达到学科生态系统更高层次的平衡，实现学科的整体协调发展。
2. 学科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从生物学视角来诠释万物生长的本质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迁过程，这改变了古希腊以来对万物简单性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基于竞争和选择而形成的更加复杂系统。照此推断，学科的生长也必然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并且其中的复杂性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学科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自身结构的复杂变化，也体现在新型复杂的环境适应系统上。学科成长要改变过去由简单的线性数量叠加、封闭的依生发展范式为以开放、非线性和动态性为特色的新生态发展范式，同时，运用复杂性科学来探寻学科生长的内在机理，这样有助于突破束缚，使学科螺旋式成长至一流学科。因此，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变不仅呈现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更是学科生长的趋势与必然选择。
3. 学科自组织和环境嵌入的共生。“共生”概念源于希腊语，即为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态。学科自诞生便是在自然成长中形成了知识群落，知识群落携带重组特性，因而学科具有一种自组织能力，且基本遵循“生成-成长-成熟-蜕变”的组织内在成长规律。群落基因重组和知识生长规律共生成为学科有序演进、自我发展并走向“一流”的内驱力。但随着知识体系的不断创新，学科的自我重组也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实现学科生态结构与功能的重塑。外界环境的嵌入推动着自组织由单纯的基础知识创新转变为以国家需要为导向的知识创新，遵循着知识发展逻辑与国家需求逻辑形成的共生态逻辑的生长规律，因此，越是能够适应环境进行自我革新和重组重塑的学科，越是能形成具有“增长极”的学科，进而带动其他学科冲击世界一流。
（二）制度优化：一流学科成长的构建推力
1. 学科知识与权力的协同。克拉克认为“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他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知识就是力量”到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再到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知识与权力的共生”，从知识分类视角诠释了知识和权力融合的演进过程。以往研究表明，知识和权力是学科制度的应有之意，一方面，知识促进学科制度优化。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知识分类会带来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制度的变革，随着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学科制度逐渐优化，知识的每一次更新，均离一流学科所需的“一流”制度更近一步；另一方面，权力促进学科制度发展。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学科制度发展与优化的动力因素，国家、社会和高校等各类权力的交织决定着学科的分层。进一步说，学科制度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知识生产模式，通过高校和学术组织等各类学术共同体，掌握着各种资源和权力，左右着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层次，这是社会控制和规训方式的一部分，这不仅说明了知识和权力是学科制度优化的关键因素，还明确了“学科、规训、建制”之间的关联，体现出了“学科规训制度”的内涵，通过学科知识与权力的有效协同，进一步优化“学科规训制度”，规约并推动着学科生长为一流学科。
2. 学科分化与融合的互动。知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混沌的融合到不断分化再到跨越知识“边界”的创新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生产的秩序与边界不断被打破与重构，显示出强大的知识创新能力，使得学科在分化与融合中交替发展。知识的分化与融合是学科分化与跨越的基础，知识边界的突破与重构必然会引发学科生存及发展合法性问题，而学科规训制度是保障学科合法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一流学科的成长要通过学科规训制度的不断优化取得合法性，同时也要借助学科制度的稳定性与知识发展的动态性矛盾的不断升级，来推动学科加速分化与交叉融合，“这种交织互动”的作用，也是学科成长、创新的一种强大驱动力。
3. 学科制度化与去制度化的重构。学科制度化和去制度化是一流学科成长过程中最显著的一对矛盾。学科的制度化通过建构和建制形成稳定组织形式，不仅确保学科的合法性和学科的成长，还能促进学科目标价值的实现。学科的去制度化则是打破原有的规则与路径，寻求新的形式与发展。从“制度化”到“去制度化”，学科建设与发展要避开“极端化”，即两种制度化体系的简单切换，而是要把握“融合度”，要根据知识生产方式、学科发展模式以及组织构建等要素进行“制度化”或“去制度化”的重构。学科规训制度是学科制度化的基础，制度化的外在形式围绕学科的内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形成规训制度，并规约着学科的发展。随着一流学科的成长，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学科界限的权力争夺以及研究范式的固化弊端逐渐显露，学科制度化的某些因素已经与新时代发展的需求不适切，因此需要对其加以修正和调整，即学科去制度化。去制度化的过程并不是否定学科规训制度，恰恰相反，是要为学科的特色化发展和一流学科的形成创造更有利条件。
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探析
世界一流学科成长的双重逻辑是不同视角下的理性思考，透过不同视角提炼一流学科成长的规律及特性。而我国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出台到《“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发布，是一流学科阶段性建设的实践指导，通过政策引导提高一流学科建设水平。根据一流学科成长的理性思考和政策引导，进一步思考我国一流学科的成长逻辑和建设路径。
（一）学科逻辑和国家需求逻辑相结合，提升一流学科建设成效
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逐渐由社会边缘迈向社会中心，相应地，大学职能也出现了多元化，而学科承载着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大学履行职能的着力点，因此，学科成长逻辑与大学职能演变过程密不可分。在大学承担的职能中，无论是培养人才还是开展科学研究，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国家意识的“捆绑”。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成长一直遵循学科知识构建的体系化和理论化路径，沿着知识结构发展的学科逻辑方向演进。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意志不断地注入学科成长的过程，使得学科要素持续融入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之中，国家需求逻辑应运而生，与学科逻辑协同共生以满足国家发展及经济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服务国家需求不仅是学科成长的战略指引，更是培养学科人才的需求牵引。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在于培养一流人才，特别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来培养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更是提升学科建设成效的内在动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本为本”做有水平的本科教育，重点开展“四新”建设，引领人才培养体系的全面创新；注重新兴、交叉和跨学科的横向融通，大力培养复合型拔尖人才；同时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进一步探索实施“强基计划”本研贯通培养模式。另一方面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分类培养研究生，以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对学术型和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加大高科技领域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二）分类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探索一流学科成长规律
学科评价是评判一流学科建设水平的基本工具，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功能。开展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评价是鼓励高校集中力量办好一流学科的前提，也是开展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及重点，考虑从三个方面开展分类评价。一是分类呈现一流学科评价结果。为满足不同类型的学科服务国家战略、高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分类呈现学科评价的排序结果，这也是目前国外学科排行榜的通用做法。二是分类评价来源不同的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的465个上榜学科分别参照了我国一级学科评估排名、国际ESI排名和QS排名结果，不同的学科来源导致了国内外不同评估体系之间出现学科匹配和对应关系问题，因此一流学科的建设成效要根据不同的学科来源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以回应一流学科分类的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对应的问题。三是构建“双一流”建设高校分类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分类评价体系，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错位发展，办出特色。
在实施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评价过程中，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学科评价指标选取仅停留在某个节点而不是时间段的局限性，这会使评价结果出现导向偏差，有可能抹杀一所高校长期积累的学科优势。因此，为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一流学科在分类评价的同时要引入学科增值评价指标，通过对一流学科成长规律和成长程度的分析，有效地引导对一流学科的评价从单纯注重结果到关注学科成长全过程。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由定量转为定性，这也为实施增值评价留下了一定空间。通过学科分类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不仅可以促进多样化的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协同发展，还可以探索一流学科的成长规律。
（三）从学科管理走向学科治理，重塑一流学科成长环境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治理”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实现现代化的层层推进。学科作为高等教育职能实现的主要载体，其治理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特别是随着一流学科建设的持续推进，“学科治理”取代“学科管理”成为必然，并将重塑一流学科的成长环境。从“管理”到“治理”不仅是一流学科管理制度的“升级版”，更重要的是对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桎梏的“解锁”，即突破政府“一元”主体地位转向“多元”主体共治、扭转高校权力运行的“单向控制”为“双向互动”、改变管理方式“被动”为“主动”。
首先，树立学科治理共同体理念，形成多方治理格局。一流学科的建设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各利益主体转变传统学科管理思维为协同共治，构建国家意识引领、社会共识凝聚的新发展理念，真正形成从自治到管治再到共治之格局。
其次，构建共同治理的学科制度，打通“上”“下”渠道。制度是学科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依托，共同治理下的学科制度创新不仅有益于学科及学科群形成特色优势，还有助于提高学科核心竞争力，这也是美国高校成就世界一流学科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我国一流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要加大各利益主体参与一流学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形成由政府力推、高校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学科治理推进体制，以及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提供的第三方评估和设立常态化的建设监测体系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体制，打通“上”“下”渠道，有效促进一流学科的制度建设。
最后，完善学科动态调整与退出机制，打破固化身份。在一流学科成长的过程中，身份固化是学科管理形成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从而打乱了一流学科成长的节奏，不利于一流学科内涵建设。因此，作为一流学科治理的重要内容，完善与落实“进出有序”的动态竞争机制，打破一流学科仅是重点学科换“标签”的固化身份，进一步优化一流学科的成长环境。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7期
作者|罗建平（中国教科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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