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凤:后真相时代教育舆情研究

807

发布:2022-04-25 科研课题网
 

  “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城”,这似乎已成为时代的谶语。特别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当选以后,“假新闻”(fake news)成为西方学界、政界、媒体界以及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尽管目前并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确认这两次让人大跌眼镜的投票结果是由假新闻驱动的,但人们确实可以看到,无论在脱欧投票还是在美国大选投票之前,有大量政治性的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和人人都从同样的少数几家媒体获取信息的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社交媒体时代大大降低了发布内容的门槛,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生产者。同时,以点击量、转发数为目的,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俨然成为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此,大量怀着逐利动机的个人和组织进入内容生产领域。

  2018年3月9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查阅了2006年至2016年底之间近12.6万篇报道文章。他们发现,假新闻在Twitter上比其他真实信息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泛。平均一条假新闻大约需要10小时就能到达1500个Twitter用户,而事实真相则要60小时才能达到这一数量。从平均阅读量来看,虚假信息比真实的新闻能够多传达到35%的人群。从转发量来看,真实的新闻几乎从来没有得到1000人以上的转发;但有1%的假新闻,却能得到多达10万人的转发量。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种现象就在那里,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教育舆情是社会舆情的重要组成,也是最受关注的舆情之一。在互联网思维、新媒体参与、大数据推动的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参与公众话题讨论,表达观点和情绪。具有相同价值观、共同利益的群体很容易结盟,消极情绪也很容易在群体传播中被扩大化,使情绪变得更加激进甚至走极端,由此带来了更为复杂和更难预判的舆论形势。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大量未经证实的消息和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给教育舆情治理的供给侧改革带来了诸多挑战。

  后真相时代教育舆情的表现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最早源于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1992年发表在《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文章指出,在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海湾战争中,政府不断操控媒体并封锁坏消息,而民众则从中尽力辨别真伪,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生活着(Tesich, 1992)。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提出了并阐释了“后真相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后真相时代是“模糊的陈述,模棱两可将成为未来一种新的真实观”(Keyes,2004,p. 46)。2016年8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正式提出人类社会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他指出,政客们不再只关注事实与真相,而是倾向于重新“包装”事实,从民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和情感诉求入手,设置非“事实性”的议题,挑起民众的“情感化想象”的神经,以操纵和控制公共舆论。自此,“情感”变成报道重点,“真相”逐渐被忽视乃至消解。然而,真相并未被“篡改”,也未被“质疑”,只是重要性有所下降(史安斌,2016)。

  “后真相”一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2016年的“牛津词典年度词汇”收录该词。牛津词典解释其意为“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相较客观陈述事实更能影响舆论形成的情况”。最直接的关联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这两件黑天鹅事件,被认为是对那些隐蔽真相、掩盖事实的政治生态的欢聚。这两件黑天鹅事件使“后真相”一词,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外围概念,快速跻身为政治评论的前沿、热门术语,并逐渐被国外的主流媒体采纳和使用。可见,“后真相”一词发轫于西方政治活动,有操纵民众、控制舆论的意思,是对民众选择性披露甚至有意欺瞒而形成的一种政治生态。随着后真相现象的普遍化,它逐渐被用来指对真相有意进行加工、润色或者说谎的行为机制(支庭荣,2018)。正如拉尔夫·凯伊斯所说,“后真相”不再单纯意指政客有意掩盖真相、吹嘘自夸的行为,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另类道德”(alt. ethics)参与人们生活,并成为社会常态(Keyes,2004,p. 87)。“后真相”不仅反映了国际大环境的时代特色,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立场、观点、偏见、谣言成为信息的重要来源,从而使事实在舆论场域中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无论是在政治、传媒、医疗、教育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

  教育是民生大事,教育上的每个动作都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牵动千家万户,因此教育的舆情也就成为社会舆情中一个十分活跃和影响广泛的领域。2021年9月一则题为“教育部新部长怀进鹏提出教育改革新主张”的微文在网络上不胫而走。该文称,新任教育部长主张要缩短学制、取消小升初、高中前完成基础教育等。2021年10月18日,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发布《辟谣!网传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缩短学制”等说法不实》一文(澎湃新闻,2021),对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将探索缩短学制、高中前完成基础教育等举措”的消息进行了辟谣。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还表示,一切信息请以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和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发布的信息为准,请大家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教育改革发展良好生态。

  事实上,在2021年8月初,某网站刊发了标题为《给新任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同志的建言》的文章,文章建议缩短学制,普及高中(普高),提出把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三年制改为二年制、保留普通高中三年制;实行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免除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升学考试。到了9月份,该文被移花接木成了“教育部新部长怀进鹏提出教育改革新主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这是一个典型的后真相教育舆情的现象。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后真相舆情的一些明显特征。

  一是情感为先,真相滞后。虚假新闻的炮制者和传播者并不是特别在意传播内容的意义、理由和可行性,而是出于一种好奇和热闹心态去扩散所传播的内容。2020年网传的“广州一教师体罚学生致吐血”事件的焦点与反思,堪称“后真相时代”的新闻标本。在此事件中,传播主体不仅多,并且非官方声音异常嘈杂,率先引爆舆论的是学生家长发布的一条关于孩子吐血的长微博,后续讨论也都以个人账号为主。2020年5月,广州某学校一家长发布微博称自己女儿被教师体罚,并且在个人微博上发出带血的校服、打码的孩子图片等(每日新报,2020),瞬间点爆舆论,迅速升温。在事件持续发酵过程中,关于教师体罚的信息不断在网络上出现,其中有与事件本身相关的消息,也有提到此前发生的类似事件,还有其他学校学生爆料称自己也被体罚的经历,再加上一些自媒体人推波助澜,使得整个事件更加复杂,人们难以判断不同主体提供的信息真伪,从而导致舆论的反复。然而事实却是,该家长被证明是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企图迫使学校开除涉事老师、索要赔偿。一方是体罚虐待的“强势”老师,一方是遭受摧残的“弱势”学生,这样的对立构建足够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学生家长图文并茂的控诉,夸大了师生矛盾冲突,将女教师竭力塑造成一个不顾学生身体承受能力、如魔鬼般体罚学生的形象,以一家之言模糊淡化核心事实,造成公众对事实认知的偏差,通过重构事实来进行舆论造势和炒作。

  二是态度为先,认知为后。虚假新闻的炮制者和传播者并不会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对事实真相进行理性的判断,而是会不假思索地采取接受和赞同的态度。2019年3月12日,“成都某中学食堂事件”(成都发布,2019)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触目惊心的问题食物照片狠狠地戳中了家长和千万网友的心,一时间这所中学成了众矢之的,辱骂声如潮水涌来。但很快事情发生了反转:经调查,食检合格,网络上散布的照片是家长摆拍,“家长维权、已有家长跳楼身亡”等消息均属谣言。在网民的集体“狂欢”中,事件出现一次次高潮。第一个高峰,是以事件本身的发酵为引爆点,某知名自媒体发布“学校给学生吃过期食物”的视频,全网整体表现出愤怒、谴责的情绪。在大V的推波助澜下,官方处理结果的公布仍未能平息舆情,一些网民仍坚信学校内部存在利益勾结,因此发表对相关部门不信任等过激言论,舆情再次被推向峰值。直至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后,网民的情绪才逐渐平复。

  三是成见为先,客观在后。虚假新闻的炮制者和传播者并不是认真核查消息的来源和出处,而是随意跟风、蹭热度,使谎言的气球越吹越大。在2021年5月发生的“四川成都高中生坠楼案件”(北京头条,2021)中,由于校方没有及时辟谣,加之受众对学校一方的刻板印象,使得事件持续发酵,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网络谣言层出不穷。短短一天,先后出现“警察拖行死者家属”“坠亡学生占用老师子女出国留学名额”“死者遗体被擅自火化”“校方未及时拨打120急救”“学校下达封口令”等不实信息。在这场舆论事件中,学校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当地公安都饱受质疑,不少无辜者受到伤害。在后真相时代,比起追问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成为左右舆论方向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又一个家长的求助声中,“高墙与鸡蛋”的叙事被频繁构建,裹挟着围观者们偏听偏信。

  而这些情感,往往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客观的情感(情绪)。对于“后真相”的含义,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感大于真相已成为受众的普遍心态。当下,人们情感的宣泄比事实本身变得更为重要,对某些议题人们信以为真地分享,乐此不疲地评论,以感性的认知取代理性的实证,并诱发各种媒介审判、人肉搜索等社会怪相。二是忽略事实已成为社交媒体的常态。社交媒体用户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当受某种情绪驱使后,通常会对真相作出“逆政治正确”的解读,从而使受众无法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有效核实和辨别(江作苏,2017)。需要强调的是,“后真相”时代并非真相缺席,并不是没真相,而更多是指真相在人们头脑中的优先次序下降,“情感”和“想象”成为焦点,“事实”和“真相”被忽略和消解。

  后真相时代教育舆情的成因

  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一书中说:“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变革,所有旧故事分崩离析,至今也没有新故事足以接续。那么,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下一代,到底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面对各种前所未见的转变,应付各种不确定性?我们标榜不知道这些答案,当然,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从来都不准确,然而今天要做预测比过去更难,一旦技术让我们能够设计人的大脑、身体与心智,所有的都将被推翻,就连过去永恒的事物也不例外。”(赫拉利,2018,第251页)这既是分析,也是预测,是对后真相舆情现象的历史洞察。冷静地分析起来,后真相时代的教育舆情现象既有人性、社会的传统原因,更有网络化、大数据、媒体个体化的科技发展原因。它们风助雨势,雨助风高,蔚成大观。

  (一)心理原因      

  对于没有被确证的消息,信与不信,传与不传,除了别有用心者外,它有其非理性的心理原因。

  1. 猎奇心理。猎奇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倾向。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对于每天发生的司空见惯的事,不会有人去传播,只有违背常识、违反常情的事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人对于新奇的、怪异的东西总是怀有更大的兴趣和热情。这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知识不断增长、视野不断开阔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猎奇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它可能助纣为虐,推波助澜,这是人类猎奇心理所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在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开放、包容、大众参与等属性释放了人们的欲望和需求,放大了人们猎奇的欲望和“坏”的主观性。当人们在自由发声中收获瞬间愉悦和欢乐的同时,很可能被错误的舆论引向了歧途。2020年“山东环卫工人称被顶替教师岗位26年”(华商网,2020)的消息被自媒体传播后,沸沸扬扬,各种同情、抱不平、要求调查事情真相还当事人公道的呼声在网络中蔓延,赚足了舆论热度和公众眼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起事件中,某些只顾眼前流量的媒体在尚未求证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吸引眼球,刻意营造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事实,通过夸大某些细节,比如特别强调“环卫工人”的身份等等,来满足人们的猎奇、追求浅表化的新鲜和刺激的心理。而这些自媒体也正是利用民众这种社会心理煽动情绪,引导舆论,使不明真相的网民成为了猎奇和反转新闻的受害者,从而造成一种扭曲的舆论生态。

  2. 自我遮蔽。事实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人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并不是简单地由客观存在来决定的,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的,因为人们看到的都是自己能看到的。现象越复杂,片面性感知的情况就越严重,理性就越缺位。那则关于教育部长缩短学制讲话的谣言,如果对学制知识有所了解的话自然就不会相信,更不会传播。学制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教育制度,学制的确定和调整是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变化,必须通过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法律程序,绝不是教育部长可以决定的,任何一位部长都不可能对这样的重大制度轻易表态。认知的不足造成了自我遮蔽。再如,网上流传一则消息,说自2014年9月起全国教师普涨工资。很快教育部新闻办辟谣说:“近日,网传‘教育部出台2014年最新教师工资改革试点方案’,内容可谓绘声绘色——‘取消中小学教师职称工资、改革教师工资结构’等。但这一消息不属实,因为按照规定,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是由国务院授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研究制定并统一部署的。”正因为缺少相关知识,看不到这一谣言背后的荒谬性,才会以讹传讹。

  3. 期望效应。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心理期望直接影响一个人的记忆和观察。如果让你听一段录音,里面有两种相反观点的内容,在我们回忆时能复述的内容数量中,自己同意的观点会明显高于自己不同意观点的比例。当一个人在夜晚看到前面有晃动的影子时,心里在想什么,前面的影子就像什么。人们看到的都是自己期望看到的,以希望代替现实,这是人的心理的一种普遍特征。对于消息的传播也同样如此。2017年12月5日教育部曾就“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取消中考”辟谣(人民网教育频道,2017)。当时社会上广泛传播一则谣言,说教育部将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取消中考。教育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当前,还不具备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高中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普及步伐,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教育的需要。”这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是因为把期望代替了现实,并不去考虑条件和可能性的问题。尽管教育部早在2017年就进行了辟谣,但这则谣言还不时再次传播,就是这个道理。

  4. 从众效应。人云亦云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特性,“三人成虎”就是这种心理表现。从众效应不仅是一种心理倾向,而且还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大家都这么说”是人们经常用来回应传播不真实事件的借口。而且这种传播会发酵,并出现一种群体极端化现象。在群体极化效应的影响下,人们在相互交谈后会更加坚信相关的谣言。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的:“构成群体的个体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从数量方面出发,他们会感受到一种无敌的力量并因此而形成一种本能。这时候个体将不情愿地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自己:群体是无名的因此也无须承担责任,然后一直控制着个体的那种责任感便完全消失了。”(勒庞,2017,第17页)在数字文化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曾指出,互联网促进极化效应的一个原因是,互联网用户“反复地接触某一极端立场,存在心理暗示,认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一立场,从而受到引导,人云亦云”(林奇,2017,第53页)。2016年“江苏监考老师猝死”(人民网,2016)舆情事件中,网传考试的学生竟在目睹老师最后的挣扎呻吟中平静地做完题。在家长的大量转发和集体愤怒中,舆情迅速聚集发酵,随即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教育体制的抨击和质疑,产生了大量“学生是冷血无知的考试机器”“教育制度把学生训练成缺乏生活技能的做题机器”等非理性言论。后经校方证实,这是一起乌龙事件,事实是学生们发现后第一时间通知了隔壁班的老师,同时打了120急救电话。这件事恰好印证了从众心理效应。当家长们看到“教师猝死,学生冷血”信息时,迅速形成一种传播扩散寻求共识的冲动。在群体中,人们更愿意通过营造“意见环境”顺应“大众”,但这种舆论是人们在“意见环境”中对“优势意见”的趋同心理,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

  (二)社会原因      

  尤瓦尔•赫拉利曾说过:“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信息不发达的时候被蒙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赫拉利,2018,第250页)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崛起,为网民搭建了“狂欢式审美”的娱乐广场,亚文化逆袭成主流文化,社群效应日显,媒介也从“大众型”消费转向“个性化”消费。

  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原本的现实世界,一个是传播的舆论世界。舆论世界像一个“虚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舆论场表现为“舆竞天择,弱者生存”的生态。在现实世界中,强者占据优势;而在舆论世界中,弱者占据优势。舆论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逆世界,无论是主次关系位置、强弱性质,还是情感倾向,都是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强者,在舆论世界中恰恰成为了弱者,舆论的方向也向现实世界中的弱者运动(邹振东,2018,第38页)。同时,舆论世界是争夺关注与争取认同的表面世界。在争夺关注时,强者在媒介资源上占据优势,其居高临下的地位容易成为一个人的焦点;在争取认同时,强者永远是少数派,弱者在认同上有着巨大的人口优势。一切不能满足弱者的舆论,一定不能得到比较多数的认同。特别是在舆论冲突中,强者的身份、姿态、价值观甚至表达方式,都会成为争取认同的障碍。在上文提及的四川高中生坠亡案中,无辜受害的花季少年、孤立无援的母亲、冷酷无情的校方,强者与弱者、政府与平民的对立式隐喻,总能激发围观者强烈的愤懑,进而先入为主地作出判断,在不断挑起对立的情绪中,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从社会意义上讲,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2019,第18页),深刻揭示了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本质作用。社交媒体的出现,形成了无所不在的“5a”网络环境:任何人(anyone)可以在任何时间(any time)、任何地点(any where)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任何媒介(any media)传播任何信息(any message)。社交媒体融合了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特性,其传播路径是无限的,加之其互动性、开发性、隐匿性,以及传播内容的不可预知性、群发转发的不可控性,使得“把关人”难度增大,“把关”的机制失效或缺失。2019年江苏女教师“绝笔信”一事(张靖天,2019)的焦点与反思,也是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发挥作用的标本。某微信公众号实名刊发署名为李某的一份求助信,信中一句“当您看到这封求助信时,我和先生已经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被舆论称之为“绝笔信”,迅速在微信自媒体中引发了舆论关注。一封信之所以能掀起舆论高潮,主要由于社交媒体设置了“情感化想象”的场景,“不公正待遇”“遭民警殴打致伤”等画面引发了公众情绪的共鸣,弱势一方首先得到了更多的舆论倾斜,从而使各种情绪再一次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受众的情绪远比真相更有感染力和穿透力,但经当地政府调查后,李某“绝笔信”所述事实全部是捏造。因此,社交媒体“把关”能力和“把关”机制的缺失,使网民情绪失控,听信谣言,“真相”让位于“情绪”,“后真相”舆情事件才会发生。

  (三)技术原因      

  上述的心理原因早已存在,上述的社会原因也存在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消息走得比知识快、情绪走得比理性快呢?最关键的是网络化、数据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舆情事件的传播速度惊人,数据的泛化滋生出更多的教育舆情热点,这也给教育舆情的后真相现象提供了温床。

  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和极大话语权的同时,也会带来另一种遮蔽。“茧房效应”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是由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桑斯坦,2008,第8页)。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以及信息量的剧增,信息传播中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是从自身感兴趣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领域着手的,久而久之,对于其他信息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会将自身桎梏于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结果是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喜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份“我的日报”。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仅能容纳相同意见的“回音室”,难以接受异质化的信息。个人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主观好恶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并且不断重复一些错误的意见而不自知,使在“茧房”中的人们认为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并形成沉默的螺旋来抵制不同意见的人,最终导致“网络的巴尔干化”,甚至最终走向不同社群间观念极化对立和舆论失衡的极端。

  特别是随着机器学习和算法的不断演进,网络用户会被不断地推送与自己的兴趣相匹配的各种信息,进而营造出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被推送”的氛围,长此以往,网络用户只消费被推送的信息并且构建起一个“自我”世界。“上海学生出游给老师打伞”事件就是“信息茧房”导致观点片面化的典型案例。2015年5月,某网友以照片爆料:上海一名身穿校服、肩背书包、胸系红领巾的小男生高举着伞,为戴墨镜、挎坤包、摇扇子的女教师遮阳(罗煜明,2015)。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在网友晒出三张“打伞”照片后的几小时里,跟帖中约七成网友均对教师持指责态度,一些较为客观理性的声音则被埋没。经调查,由于教师与孩子们的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对孩子们的撑伞行为,老师没有拒绝,没有意识到这些细节问题,老师也及时做了检讨,但舆论依旧不依不饶。随着近年校园性侵、体罚学生等事件层出不穷,教师形象在某些情形下被“妖魔化”,导致“打伞事件”一经曝出,在事实还未查明、真相尚未厘清的情况下,便演变成一场舆论讨伐,很多网民先入为主地将老师看成是有过错的一方。网民包裹在这种茧房之中,靠自己“合理”的想象填补假新闻的漏洞,轻易将其上升到道德批判的高度。在网民非理性的狂欢中,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教师群体的形象也被妖魔化了。

  后真相时代教育舆情的治理

  后真相时代的舆情现象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正面的影响在于:它告诉我们舆情在教育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要认真对待,尤其在教育决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舆情因素,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提高教育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教育政策的公信力和亲和力。负面的影响在于:虚假新闻诱发的舆情随时可能打乱正常的工作节奏,引发民众的误解,甚至引发群体事件,这就从反面要求我们要重视舆情、研究舆情、把握舆情,要善于运用舆情。“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奥威尔,2019,第83页)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这句名言,无疑是在提醒我们,历史和真相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却遥不可及。今天的中国社会,从食品安全、医疗安全、防疫安全到教育安全,都面临着全方位的风险和挑战。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眼中耳中整天充斥着关于这些风险的新闻,一有风吹草动,不安和焦虑就会被裹挟而来。这种环境正合适谣言的滋生,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时刻具有的焦虑已经是无法摆脱的事实。其实,这恐怕已经是未来社会人们抵御生存风险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需要我们以正确的心态加以对待。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个人治理三个方面,提出了后真相时代教育舆情现象的治理思考和建议。

  (一)政府治理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它必然要求治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教育经历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再到高质量发展的三次跨越,治理要求也从规模化、数量化管理发展到结构化、功能化管理,再发展到体系化治理。人们的教育要求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也越来越高。政府在制定政策、实施政策的过程中,面对不同诉求、多元选择要求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这是舆情治理的宏观背景。所以,教育舆情治理首先是要提高教育治理和决策水平。

  1. 科学化决策,提高政策亲和力。我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但它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这使得我国的教育治理复杂程度明显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人们的设想,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思想上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好准备,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包括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这个时候,提高政府决策水平的挑战是巨大的,要善于在不同的声音中寻求共识,在千差万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了解民情,充分掌握不同人群的需要,在坚持公平和底线的前提下,提供差异化选择的空间。让“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梦想,在宏观层面上得到支撑。

  2. 公开性决策,提高信息对称性。当今时代,信息太多、太杂,信息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现象已经是常态。要改变这种状态是很难的,因为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不同人的不同价值、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会摄入和传播不同的信息。同样,对于教育政策也会出现不同角度的不同解读。为了防止和避免对政策的误读,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民众提供便捷获取政策和细则的渠道,本着“所有政策都尽可能公开,不公开要有充分理由”的原则,敞开政策之门。这是堵塞一切误读和谣言的最好办法。如果政策不能很好公开,就很容易被误读甚至有意曲解。

  3. 参与性决策,提高民众参与度。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上海视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 (张龑,2021)“全过程民主”是现代化治理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其重要保障就是社会民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全过程。民众参与教育决策的过程就是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和代表性的过程,是广集民意、广聚众意的过程,同时也是宣传发动,增强民众对教育决策的意义和复杂性理解的过程,是对决策的每一个细节和表述背后含义理解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够理解这是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少数人的主张,更不是政府拍脑袋的产物。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教育舆情事情就会大大减少。

  4. 广开言路,增强民众判断力。广泛调动民主决策的参与积极性,很重要的一条是广开言路,有发表意见的通道,有对意见进行反馈的机制。民众在反映与反馈意见的过程中,能提高认知和提高判断力。决策过程中的座谈会、听证会固然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手段,但广开言路的途径远远不止于此。事实上,能参与座谈会、听证会的民众是极少数的,广大民众缺少发表意见的渠道。不少地方有“市长(局长)电话”“市长(局长)信箱”,并且有对接反馈机制,就深受百姓欢迎。教育决策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多种途径,包括现代媒体渠道,这样就能听到不同人的声音,同时也能提高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认知水平。“谣言止于智者”,当人们广泛了解和理解了决策的过程和内容的含义后,就会大大减少道听途说和盲从传播的可能性。

  此外,政府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的同时,也要提高教育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下,在新媒体和大数据时代教育综合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民众越来越习惯于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教育的观点和情绪,使得教育舆情的发展日益呈现非线性和叠加式的特征,呈现出议题复杂化、诉求多元化、效应联动化、影响国际化和回应公共性的特征。所以,政府教育舆情应对,要以柔性和服务为治理理念,用接地气的语言,消除学校、社会、教师、学生、家长等各群体间的障碍,建构后真相时代完整、系统的治理体系。

  公开透明是突发事件新闻处理的核心原则。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舆情,切忌用堵、捂、盖的极端方式。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积极意义,利用“双媒体”积极回应,及时发布处理措施和进度。事实反复证明,只有公开、公正、真诚、负责的态度和做法,最大程度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政府才不会陷入“塔西佗陷阱”,才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其次要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教育作为民生的重要领域被高度关注,因而舆论热点的突发、频发已成常态化。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讲事实摆道理是不足以解决引导和沟通问题的,“晓之以理”远不如“动之以情”,打管腔的回应远不如接地气的表达。真正要解决舆论入脑入心入耳问题,面对老百姓的期待,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语,把舆论场当成与公众平等对话的场域,营造温情、尊重、真诚、关怀、担当、谦逊的语境和双方共情的语境。另外,必须强化“设置议程”的意识,担负起构建稳定的公共议题的重任,避免陷入“误定性”“乱道歉”“随意承诺”等扰乱舆情的误区,要做到“领着舆情走”,善用舆论传播,把网民关注的话题转化为舆论引导的话题,才能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进而提升政务舆情回应的实效。

  (二)社会治理      

  主流媒体是掌控舆情的关键部门,但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明显不断弱化。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闻发布渠道更多,门槛降低,传统意义的新闻与其他类别的信息之间的界限也在渐渐模糊。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业者联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所谓的“专业主义”的文化或传统。但在后真相时代,以计算机、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所搭载的新媒体迅猛发展,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限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中间样态的“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专业的传统主流媒体越来越不受待见。在新闻生产和舆论传播中,网民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传统主流媒体新闻议程设置上的难度越来越大,公信力被弱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1. 传统媒体的自我变革。传统媒体要获得信息传播的主导权,就必须适应媒体变化的客观趋势,进行自我变革。互联网成了人类发明的最强大的扩音器,它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了可以向全球发声的话筒。它用以鼓励和推动多种观点和对话的方法是传统的单向媒体所不能及的,这也意味着由新闻机构的“信我”时代,进入了新闻受众的“秀我”时代。与传统的信息环境相比,社交媒体下的信息环境中的数据更加密集、广泛和深入,而真相获取的难度也加大,导致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在逐渐被瓦解。当民众有了自成体系的发声系统、多元的传播路径后,会进一步加大从传统媒体信源处获得真实完整信息的难度。而且,当今社会碎片化的速读文化,导致网民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思维方式趋于表面化、单一化,并在逐渐消解网民的耐力,网民成为“双媒体”传播者争夺的对象,这也变相地减少了传统媒体调查事实、权威解读的时间。因而,作为传统媒体要自我变革,特别是弱势群体由于“数字鸿沟”无法用网络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时,更应通过议程设置,引导舆论走向,降低社会公众对教育舆情负面效应的关注度,有效缓解教育舆情对现实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

  2. 持续加强主流媒体作用。在后真相时代,在社会舆论日益复杂、多变,在社会传播呈现出信息碎片化、去中心化、部落化和偶像化的情况下,不但不能削弱主流媒体的作用,反而更要增强其作用。社会需要一种较为权威的声音,以促成对社会事实认知的“共识”。在“两个舆论场”并行的时代,主流媒体发出权威声音稍有迟滞或延误就有可能导致流言四起,舆论失控。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封锁消息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传统媒体更应该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威,坚守社会的底线、政治的底线,加强传媒自律,引领现代舆论场,在混杂的世界里发出清晰有力度的声音,真正起到“把关人”的作用。

  而要起到这种作用,主流媒体必须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新媒体日益成熟的今天,真正有效的舆论引导必须坚持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效引导;需要顺势而为,将偏离正轨的舆论逐渐引导到主流正轨上来。有些传统媒体,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判断,唯恐失语,对假的信息不加甄别,不负责任地发声,结果是放大了此类信息的负面效果,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瓦解了自身的权威性。在社会热点发酵的过程中,因为声音繁杂,此时如果拿不出有分量的报道,发出的声音会迅速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会失去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面前,既要提高报道的时效性,增加透明度,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在重大问题面前不缺位,在关键时刻不失声,抢占舆论制高点,更要保持客观、真实,权威,成为社会正义的脊梁。

  (三)个人治理      

  在当今的后真相时代,我们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可是要真实地接受信息和接受真实的信息,正确地发出信息和发出正确的信息,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提高个人治理水平。

  1. 学会辨别真伪,成为强大的认知者。数据不等同于信息。正如信息论的奠基人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1948年《通讯的数学原理》中所说,数据信号是嘈杂的,如果你想从这些信号里筛选出有意义的内容,就必须过滤掉一些噪声(罗杰斯,2012,第337页)。香农所提及的“噪声”,是从字面意思来说的,他的突破性工作成就是从电话线的传输信号中提取可辨识的信息。不过,原理相同:代码本身不是信息,信息是我们从代码中提取的内容,是我们过滤噪声后留下的有意义的东西。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赋予了人类比任何时代都更具优越的认知条件,然而它同时又在抑制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访问信息的方式更容易被操纵和被欲望驱使。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不要把“我们的互联网”中的“我们”误以为是“一切别的东西”,致使我们看不到尚未构建的世界,也看不到数字化之前的世界。正如《真相》一书的作者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所言:“21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互联网的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只会肯定先入之见、故步自封、不再学习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14,第207页)

  2. 学会反思,谨防成为“千人传实”者。在后真相时代,信息发布者和信息接收者常常因为对自己所持的“认知”不加反思,从而使一起起舆情事件变成了一出出戏剧性的新闻“反转剧”。比如2020年“苟晶高考顶替”事件中,苟晶单方面的陈述与反映被顶替一事引起的舆论,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声音,借苟晶事件夸大其词、恶意攻击山东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当官方通报了部分事实细节后,舆论场的声音再次出现一边倒,苟晶遭受各种攻击。在这起事件中,受众在没有对报道的信源、证据、完整性、其他可能性解释等进行批判性认知后便匆匆套用“认知”,过度解读,形成武断的观点,在情绪的“过山车”上颠簸。因此,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是文明社会成员必备的基本技能。我们要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反思能力和面对真相的意志,莫让“一人道虚,千人传实”成真。如果对媒体的信息生产过程和特点缺乏理性的认识,那就会和印刷时代不具备读写能力的文盲一样寸步难行。形成反思的习惯,自觉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慎用“拇指话语权”,是我们不被误导、不成为盲目传播者的前提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在后真相时代自尊自立的保证。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作者|田凤(中国教科院副研究员)

常用链接

本站总访问量:81679次,
版权所有 © 2023 教育信息科研课题网
建议您使用IE11、Edge、Chrome等主流浏览器浏览本网站 技术维护:教育信息科研课题网信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