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区域教育改革发展及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年目标贯彻落地的过程，除了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必不可少之外，中观层面的区域（具体而言从省域到县域等）的有效实施、综合改革必须配套跟进。只有宏观、中观的齐头并进，才能保障微观层面学校以及个体的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显而易见，区域教育现代化是筑牢全面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性中间环节。
扎根区域建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从地理时空到行政区划，学界对“区域”的范畴理解有多个版本，但究其核心，复杂性、综合性、差异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国情特殊，东中西之间差异较大，加之老少边穷等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教育现代化自有其区域发展的特殊性。我国区域教育受区域经济等条件制约，在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上各不相同，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但一段时期内，各地执行统一的政策和发展速度，模式“大体一致”，地方办学积极性不高，给人留下区域教育特征不明显、“千校一面”的刻板印象，以致造成“我国教育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只强调共性的要求，而忽视了多样性的发展。这样一种以统一性和一致性为原则的教育体系很难完全满足人们对学习的多方面要求，也很难完全满足社会成员个性发展的要求”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针的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得到激发，区域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在经历了学习前苏联、模仿美欧模式之后，面向2035年的中国教育现代化需要切实总结梳理各地丰富的区域教育实践成就，扎根中国大地，扎实走出自己的道路，提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已为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成就所证实。区域教育改革的逻辑要义，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在于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在于紧密结合各地、各区域、各校的实际。扎根并以区域为关键中介，已经成为各地建构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路径与重要方略。
区域治理把握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命脉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中国教育之治”的持续关注，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改革在新时代的继承与提升。在从“管理”向“治理”的创新转型过程中，区域的“中间治理”承上启下，连接中央和教学一线，是检验教育综合改革成效及教育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试金石。从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系列决定，高度重视区域教育体制改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七条更明确强调，“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这些政策或法律文本要求教育改革将扩大“县区”或省域教育管理权限作为深化改革的主方向，创新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形成区域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新的治理体系，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断增强教育适应并服务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随着区域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许多地方开始重视区域教育现代化的问题，有些还明确制订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区域教育现代化目标，区域治理能力不断提升。随着教育领域的“放管服”及负面清单等放权改革逐步到位，地方政府对于教育的统筹和管理的权限在切实扩大，但同时义务与责任也在加重。区域内各级教育主体要逐渐适应教育管理权不断由中央及省、市向区、县、学校等层级下放的新形势。面向2035年，区域教育治理理念、主体、模式及其体系在我国将逐步成型。
区域赋权呼应教育现代化的国际共识
赋予区域以更大的教育自主权及发展权，发展惠及每一个人的全民教育，是国际教育现代化的共同价值，自然也是“中国教育之治”对世界的启示。赋权地方教育，既能均衡、高效地配置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教育资源，极大地调动地方发展和改革教育的积极性，更会高质量地反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美国华尔街的金融产业、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印度的软件产业以及中国的 ＡＩ与５Ｇ 产业等，很大程度上与特定区域发达的教育及聚集的人才竞争优势密不可分。当然，区域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赋权过程，还需要区域改革的创新试点，并逐步扩展到线、再到面的长期试验实践过程。《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中提出“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新时代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模式”的政策点，就是要求适度赋权地方与学校，给予倾斜性政策或鼓励教育智库引领地方试点，探索丰富多彩的教育现代化实现模式。美国的联邦机构一般不为各州、各学校规定教育政策和课程设置，而是通过调配联邦资源或鼓励政府智库、高校科研机构等的区域改革实验体系，引领各州的自主教育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一直赋予各邦、社区甚至街巷等制定自己教育发展的规划及决策权利，同时积极设立区域教育资源中心指导一线教学。当前，我国雄安新区等国家区域战略的提出，同样蕴含了区域赋权改革的意涵，需要区域教育率先为本区域发展提供科学性和本土化的适切引领。
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开创中国教育现代化新模式
选择代表性强、具有典型性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开创性贡献。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各地以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也初见端倪。早在2008年前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就提出了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的概念，并在杭州试点建立了国内首个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下一步完善和创新区域教育综合改革模式奠定了基础。区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既能解决本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特殊性问题，又能为全国解决全面教育现代化的普遍性难题提供思路，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的“双赢”及“多赢”局面。面向2035年，教育现代化要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继往开来，拓展新路向。从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等地建立第一批经济特区开始，到“十三五”期间国家设立上海浦东等第二批经济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经济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特区模式”逐渐成熟。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审时度势，全面经略区域治理战略，根据新时代特征推出的雄安新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以及“一带一路”等新的国家战略表明，区域改革模式不断升级，内涵逐步跨越单一的经济领域，实质性地向教育等领域拓展，“综合性”特征更为明显，有的已取得初步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教育现代化进程。按照《实施方案》中“总体规划，分区推进”的谋划，新时代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借国家治理新战略的东风，已经进入了突破性发展的新阶段：由点状城市的“特区模式”，向城市带、城市群为主的新的“区域模式”转变，外延甚至拓展向国际领域。
教育现代化推进到区域层面，标示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战阶段
区域教育现代化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个领域。新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亟须坚持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理念，强化综合改革的思路，整体、有序、协调推进，围绕个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谋划、统筹兼顾教育治理、教育结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以多样化的区域教育生态筑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根基。面向2035年，与“点”的试验不同，基于“线”或“面”的区域综合改革推动的教育现代化，目标更为细化、施策更为精准、内容更为全面、实践更为“生态”：一是区域教育政策治理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区域教育“放权”与“授权”的边界，从顶层设计开始关注“一放了之”的问题。进一步清晰划分中央、地方、学校或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教育事权边界，解决地方政府权力越位与缺位状态同时存在等治理体系顽疾。二是区域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瞄准教育质量。协调区域教育供给与区域教育质量的关系，回应人民关切。地方政府要主动供给区域教育法律、政策、制度，形成合乎教育公平和社会需求的科学决策机制。与第三方教育智库等机构合作，建立系统有效的教育质量评估监督机制，及时回应社会热点难点。三是区域社会环境打造注重整体育人。畅通区域教育主体与区域社会环境的交流，协同各方共同发力。增强社会协调功能，对社会主体进行社会环境意识的引导，充分发挥社会整体育人功能。四是区域教育取向生态化。促进学校“群落”之间的互动，培育区域教育生态价值观。发挥优势学校超越自身局部环境的辐射能力，将早期教育、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连成一个和谐有序、错落有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有机“群落”，切实破除教育功利化思维，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教育生态文明。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作者|王小飞（中国教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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