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高度重视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大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政策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教育经费筹措与管理体制机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逐渐建立起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并在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模式、财务预算管理体制、财务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教育投入的绝对规模不断增加。
1983年初，中央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经费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4%的指标借鉴了“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合理比例研究”的国家课题研究的结论。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继续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并提出了两个重要指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末达到4%。各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八五”期间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不低于15%。这是首次在中央政策文件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教育经费目标。
随着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制度逐步建立，教育经费总量及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长。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其中第55条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后来，人们将这一表述称为教育经费投入“三个增长”。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在使用中也被明确表述为，公共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实现逐年增长；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实现逐年增长。
明确4%目标后，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连续实现“三个增长”，逐年积累，使得4%目标得以实现。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教育经费增长再次助力。2011年，国务院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提出严格落实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要求，切实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对预算执行中超收部分，也要优先安排教育拨款。各地陆续开展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改革的新探索。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28%，我国教育实现了期盼已久的4%目标，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5年教育法修订，将有关“三个增长”的表述修改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2012年至2019年，我国连续8年保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在4%以上，教育投入力度越来越大。2013年起，我国实施全口径教育预算制度,厘清政府间教育事权与教育支出责任划分,健全教育投入机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撑。
201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要求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201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0046.55亿元，占当年GDP的4.04%；比2018年增长8.25%。
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14亿元，比上年增长5.6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2891亿元，比上年增长7.10%。
回顾党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事业，不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从1993年首次在中央政策文件中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达到4%，历经20年，横跨5个“五年规划”，终于实现教育投入目标。随着4%成果持续巩固，我国支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世界上覆盖最广的学生资助体系，有力推动了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随着经费使用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投入充分发挥了保障教育发展、推动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增强教育内涵的政策导向作用。
（原载7月1日《中国教育报》。作者储朝晖，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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